多年來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對於醫檢人力的計算方式相當不公，導致醫院的會員抱怨連連，如何突破這一環節，是所有執業會員所期盼的。過去幾位前輩也曾積極參與醫院評鑑條文之修改，雖有斬獲，但對於整體醫檢人力的計算方式，始終未獲得突破。今年衛福部委託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醫盟) 執行「醫療機構人力合理配置基準評估計畫」，本會積極參與表達立場；拜會衛福部主管機關討論醫院醫檢人力的計算問題，我們的訴求表達，獲得正面回應，但仍須透過與不同團體的溝通達成共識。期待在各方的努力下，未來新的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對於醫檢人力的部分能獲得公平合理的對待。

目前醫檢人力的基準

目前醫院評鑑基準在計算檢驗人力部分，幾乎等同於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主要以急性病床數及佔床率來計算。我們完全不知當時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如何定下這規範，這種只以急性病床數及佔床率來計算方式，完全與現實面脫節。一家1,000床的醫學中心，只需約50餘人，這些多餘的醫檢人力，難道就是每天在喝茶聊天嗎？絕對不是！顯然地目前的人力計算方式與現況不符合，這將導致管理階層時常要求檢驗主管檢討人力。

檢驗量大幅增加

透過健保資料庫分析1997~2013年檢驗量約成長3.77倍。各級醫院每天門診量由3,000到12,000人次不等，平均25%有作檢驗，門診抽血人力佔全科醫檢師人力的14%。以標準工時計算7家醫學中心及4家區域醫院，門診、急診及住院的檢驗工時，分別在醫學中心的比例是36:17:46、區域醫院是50:17:33，顯示這些醫院的門診加急診的工時都大於50%，但現今的評鑑制度，門診及急診都不列入檢驗人力的計算。此外，健康檢查、勞工體檢、成人健檢等，在各級醫院的檢驗量也愈來愈高約占5-15%，也沒納入檢驗人力的計算。

檢驗自動化

許多醫院高層認為檢驗自動化後，所有的檢驗都可以由自動化機器取代，不僅不需增加人力，還可減少人力，這是種錯誤的認知。檢驗的項目包羅萬象，傳統的生化、血液、尿液及血清，的確有自動化。但檢驗項目有很多是手工作業，如血庫、細菌及病毒培養、染色體、毒物、重金屬、基因檢測等。依據醫檢學會調查，自動化的機台只佔約三分之一的人力，剩下的檢驗人力主要被安排到非自動化項目， 而這些項目正逐年增加，造成人力大幅成長。此外，為符合醫學實驗室認證，目前各家醫院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力投入檢驗管理及檢驗諮詢工作。

我們的訴求

在醫盟座談會中我們的主要訴求：以總床數計算，每50床應有3位(含休假人力)之醫檢師；每100位門診抽血病人應有一名醫檢師；每40位急診病人應有一名醫檢師。這些訴求仍須再經過官方的精算，希望未來所呈現的人力評鑑基準不要與現況落差太大。

 結語

以病人安全為中心，保障病人就檢的服務品質是每位醫檢師任職的誓言。但現今醫院評鑑制度面的不公允，在檢驗量大增及管理階層的施壓下，整體醫檢環境相當嚴峻，對醫檢人力造成的傷害，也相對影響病人就醫的品質。目前許多醫院面臨找不到醫檢師的窘境，縱使國家有充足的醫檢人力，但個個畏懼工作，對病人及國家是重大的損失。我們期待在公平、合理及符合現況的人力計算方式下，以保障病人就醫安全及醫檢師應有之工作權。

吳俊忠

寫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

序

我感恩
我為醫檢加油，表示身體健康；
我能觸動鍵盤，表示腦筋正常；
有人讀我文章，表示沒被遺忘。

前言

最近我的一位小兒科醫師好朋友，在臉書一張相片旁白: 飛了這麼遠，在威尼斯終於和Dr. xxx (外國人，應是她仰慕的前輩)見面，真是有緣… 。這則分享訊息觸動我的心，讓我回憶起許多溫馨的往事，因此想藉全聯會電子報，談談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所見所聞。

我1968年大學畢業，一直到在國泰綜合醫院服務3年後的1980年，才有機會投入學術研究。我為了瞭解當時嚴重新生兒黃疸症病例的原因，發展葡萄糖6磷酸脫氫酶(G6PD)的定量法，我第一篇G6PD論文，刊登在當時台北市醫檢師公會創立的“醫檢雜誌”(我是發行人，高全良老師是總編輯，今“生檢雜誌”前身)，開始在期刊發表論文，從此也才有相關題材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因為我未曾到過國外留學，怕專業知識無法跟上時代的需求，我認為除了勤讀新知以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是很好很有用的一個途徑。從1980年代到2013年月3我自有給職退休，每一年都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經歷許多有趣的故事，也結交不少外國朋友，且聽我細說從前。

經費來源

國泰醫院於1977年開幕，院長陳炯明教授和董事長蔡辰男先生很鼓勵員工研究進修，對醫師和非醫師一視同仁，只要員工有好的出國進修計畫，或論文摘要被國際會議主辦單位接受，進修者來回機票全額補助，進修期間給予全薪；出席國際會議的來回機票、註冊費和生活費全額補助。1980年代檢驗科就有四位組長分別到美國進修半年，我早期出席國際會議的經費也是由醫院補助，當時像國泰醫院如此優厚獎勵員工的醫院不多。

1988年國泰醫院獲得國科會(科技部前身)認定為研究計畫補助機構，不久後我的研究計畫也通過國科會審查，而且從此我發表期刊論文的成績還差強人意，從1990年到2013年，我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經費都由國科會資助。我很感恩國泰醫院和國科會所給予的鼓勵。

我退休前參加過的國際學術會議可大分為5類:

亞洲醫檢、國際醫檢(IAMLT, 後來改名為IFBLS)、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 

開會地點依時序有：吉隆坡、東京(名古屋、大阪、京都，同一次會)、香港、台北、阿姆斯特丹、都柏林(愛爾蘭)、香港、台北、南京、奈洛比(肯亞)、澳門、柏林。

亞太臨床生化(APCCB)、國際臨床生化(IFCC)、美國臨床化學(AACC)學術會議 

開會地點依時序有：新加坡、雪梨、墨爾本、奧克蘭(紐西蘭)、舊金山、新加坡、坦帕(美國)、香港。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SCBA) 

開會地點依時序有：舊金山、溫哥華、新加坡、舊金山、台北。

“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 

開會地點依時序有：兵庫(日本)、鄧迪(蘇格蘭)、魁北克。

其他和醫學檢驗有關會議 

開會地點依時序有：布里斯本、雷克雅維克(冰島)、北京、維也納、凱恩斯(澳 洲)、阿姆斯特丹。

以下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次會議以及相關事件的簡述

1977年台北市醫檢師公會獲准成立，我們於1979年加入IAMLT(IFBLS前身)為會員國，開始和其他國家的醫檢團體交流。1981年馬來西亞醫檢師邀請亞洲地區各國醫檢師到吉隆坡進行學術研討會，那次是我第一次出國開會，好在我們總共20幾位同仁一起前往，有醫檢師也有醫師(馬偕醫院梁德城醫師、台北市立中興醫院吳振龍醫師等)，是來賓國人數最多的團體，因此我就不會那麼緊張。那次會議我們台灣的學術報告內容很受矚目，而晚上聚餐時的餘興節目，我們20幾人的“望春風”台語歌也風靡全場。有了那一次成功的經驗，以後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也就愈來愈順利了。

1983年我們醫檢師公會全聯會成立，就把台灣的IAMLT國際會員資格轉到全聯會。1984年日本醫檢師總會邀請台灣和韓國醫檢師全國性組織負責人訪問日本，他們從東京開始舉辨座談會，再一路往西經名古屋、大阪到京都，除了各國介紹自己的醫檢師現況外，也交換意見，探討亞洲地區的醫檢師在促進人類健康的議題上，將承擔甚麼責任？經過那次聯誼，台、日、韓醫檢界彼此的互動就更為順暢。

1982年台灣成立臨床生化學會，不久後就加入APCCB和IFCC為會員國。國際間臨床生化會的學術活動很多，台灣的學者也踴躍參加，常常和香港、中國大陸的同好在第三國家見面。1992年我到墨爾本參加IFCC，碰見香港楊震球先生、梁志成先生以及時任中華醫學會檢驗分會會長的陶其敏教授(北京大學)和她的幾位會員，閒聊之間談起組織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的需要，大家都有共識。

1994年7月香港舉辦第21屆IAMLT，老朋友重逢，那時就討論到第一次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在那裡召開?香港說他們剛辦理IAMLT需要休息，大陸說他們經驗不足，是不是由台灣先開始，以後大家輪流舉辦較好?我只好答應說把這建議帶回去參考。那年11月承蒙醫檢學會第四屆理事們厚愛，選舉我連任理事長，12月理監事聯席會議時，我提議，是否醫檢學會10周年慶時，擴大同時辦理第一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這提議獲得全體理監事熱烈贊成，於是大家分工開始籌畫，終於在1995年11月舉辨第一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當時大陸由陶會長率領50人來台，香港也來了20人，加上台灣與會者，總參加人數500多人，把台北榮總研究大樓的會議室擠爆了。1996年之後前幾年每年由兩岸三地輪流舉辦，後來決定每兩年一次，以後澳門醫檢師也加入，此華人學術會每兩年由兩岸四地輪流主辦，一直運行至今(2017年11月由香港舉辨第十三屆華人檢驗醫學學術會議)。

AACC的規模很大水準很高，也歡迎外國學者參加其年會(包括發表論文)，所以雖然是美國的學術團體，其年會也被認為是國際會議。我參加幾次AACC年會，體會其盛況，也觀察到美國的儀器試藥廠商很有水準，且和AACC之間的良性互動頗值得學習。例如，有一陣子AACC的會長由Dr. Free擔任，他是某廠商公司的高級幹部；又如，AACC的許多標準規範的制定委員會，都有廠商的學者幹部參與。最令我激賞的是，AACC每年年會頒發許多獎項鼓勵會員，有年度最佳論文獎、貢獻獎、推廣教育獎、青年學者獎…等等，獎金是各家廠商捐贈的，並邀請廠商代表在年會開幕式時頒獎給各項得獎人，AACC甚至製作海報看板，宣達這些訊息，且把各項得獎人的大頭照放上去。

我就想，AACC請廠商捐款來獎勵會員的做法，我們是不是可以如法泡製?於是，在1992年醫檢學會第三屆理事長任內，我邀請國內知名廠商的負責人一起開會，請教他們對於此事的看法。開會的結果，願意共襄盛舉的廠商家數超出我的預期，甚至有些代理商的原廠派代表來台表達他們的意願。於是，醫檢學會經過理監事聯席會議的同意，制訂與廠商合作契約書，請法律顧問修改後，在1993年開始頒發優秀期刊論文獎，一直運行至今。某家廠商誠意十足，24年來每年原廠指派同一位代表來台參加醫檢學會年會，頒發該公司提供的優秀期刊論文獎金給得獎者。這位代表每次看到我，都和我熱情地握手，彼此感謝當年的有志一同與惺惺相惜。

美洲華人生物科學會於1985年在美國成立，1986年6月30日在舊金山舉辦為期3天的第一屆學術會議，參加的200多人是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華人學者。當時我到舊金山與會時，交100美元成為SCBA終生會員。此國際會議每兩年辦理一次，後來新加坡的學者也有人加入，會員人數也越來越多。

SCBA在2006年7月重回舊金山舉行第十一屆學術會議時，規模變為很大了。SCBA白天開會時說英語，晚上聚餐交談時講華語或台語，很特別。我總共參加SCBA學術會四次，體會到的是，臨床的行為需要基礎學理的支持才能服人，而基礎學理要有臨床的應用才有價值。我開會時碰過好幾位我們台灣中研院的院士，錢熙、何英剛、洪明奇、賴明韶、李文華、吳文成等學者，都很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第一屆“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是由德國學者在1977年主辦的，前九次學術會有七次都在歐洲舉行，一次在美國、一次在澳洲。2001年日本Himeji科大Takashi Iyanagi教授主持的第十屆“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是第一次在亞洲舉辦。因我的團隊2000年在SCI期刊發表華人地區第一篇“尿苷雙磷酸葡萄糖醛酸基轉移酶 1A1 (UGT1A1) 基因之變異狀況”的論文，所以Iyanagi教授邀請我2001年去日本參加該國際會。那是100名左右學者參與的會議，都是各國該領域的代表人物，大家的互動與交流很熱絡。我很高興，可以和世界各地研究葡萄糖醛酸作用的專家第一次面對面交談。

會議期間，日本Hiroshi Sato教授告訴我，當年日本要進行Crigler-Najjar syndrome type 1 (CN1: 先天完全欠缺UGT1A1活性，導致嚴重黃疸症)患者的肝臟移植手術前，他們組10人團，到美國醫學中心實地觀摩，學習手術前的準備(包括如何和家屬溝通)、手術如何進行、手術後的照顧和如何評估手術的成效等，結果日本第一例CN1肝臟移植手術就很順利成功。這則日本學者那麼用心照護患者的故事，令我非常地動容。

由蘇格蘭鄧迪大學Brian Burchell教授主辨。Burchell教授的老師Geoffrey Dutton 教授是在 1954年發現，UGT1A1是人體內唯一且具特異性催化游離型膽紅素為結合型膽紅素的第一人。在這創新發現50年後的2004年，在原地舉辦“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可說很有意義。晚宴時，已退休的Dutton教授夫婦也來到現場，和大家一起用餐、喝酒、聊天並拍照，非常溫馨且象徵知識傳承的歷史意義。

這次會議我有時間和德國的Christian Strassburg教授做較深入的交談。他告訴我，他的英文能力比一般德國人好的原因，是他的童年好幾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度過，因他父親當年是德國駐美外交官。他小時候儘管和鄰居美國小孩玩在一起，但受到大人政治立場的影響，他對美國人還是心存芥蒂。他說，長大從醫以後，才慢慢體會到，疾病才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所以，醫療及其學術研究應該是無國界、無種族、無政治籓籬，因此，他小時候的陰影從此煙消雲散。聽了Strassburg教授的故事，我深受感動。

2008年由加拿大Laval大學Chantal Guillemette教授(女性)主辨。遙遠的魁北克，我轉機四趟才到達，而托運行李晚一天送到。會議期間精彩的演講和壁報論文，足以補償一路舟車勞頓，尤其第一堂口頭演講，由Guillemette教授團隊報告“人類UGT的新發現”，讓我有很多收穫。開會期間，正逢魁北克慶祝建城四百年，我有幸觀賞這座用牆圍成的美麗城市，並且去了解它的歷史典故，是另外一項收穫。開完“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我緊接著參加在魁北克市會議中心舉行的第九屆“臨床藥學及治療”國際會，也有不少收穫。

預定第十三屆“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將於三~四年後在美國聖地亞哥舉行，可能因籌湊經費有困難，至今九年過去了都沒消息。“葡萄糖醛酸作用”國際會很可能就這樣無疾而終，讓我更懷念參加三次這溫馨國際會的過往。

2012年在柏林舉行，台灣有50多人參加，有2篇口頭論文和46篇壁報論文發表，非常壯觀。開幕式時依循慣例，由各國代表手持該國國旗進場，台灣由個子高大的謝文祥主任飛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引人注目。開幕式中，大會頒發數項獎項，有一項頒給台灣醫檢學會，由吳竹蘭理事長代表領獎。閉幕式時，大會頒發3篇優秀壁報論文獎，其中之一是我國高智雄主任發表的論文。閉幕式最後由總會授旗下次IFBLS國際會主辦權，由高全良老師接旗。開會期間，在會場最顯眼處，台灣醫檢全聯會/醫檢學會擺設攤位，介紹台灣風土人情以及2014年台灣舉辦第三十一屆IFBLS國際會的簡介資料，引來大批人潮，完成一次很成功的學術國民外交。此次台灣醫檢的整體表現非常亮麗，身為出席團隊的一份子，我感到無比光榮。想到當年我任職醫檢師公會理事長時，台灣加入國際醫檢組織為會員國，33年來經過許多同仁的努力，我們兩來後就要在台灣主辦IFBLS國際會，心中充滿感恩。

開會期間，有機會探訪附近的布蘭登堡、國會大廈、柏林圍牆和柏林大學等景點，留下喜樂的回憶，為我從有給職退休前參加國際會議畫下完美的句點。

 參加國際會議的收穫

我很感謝國泰醫院、輔英科大、中台科大、彰基醫院我共事過的同仁和醫檢公、學會一起奮鬥過的理、監事、會務人員，因為他們忠於職守，我才能無後顧之憂，參加那麼多國際學術會議，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帶回來和大家分享，提升我們的服務病患、教學、研究和經營會務的水準，不至於落後時代潮流。和大家一起努力的過程中，我個人也有成長。我從亞洲出發，逐漸走向世界各國，我發表論文的技巧也漸漸純熟。起初為了口頭發表論文，每一張投影片都事先準備一份英文講稿，到時照稿宣讀，原以為這樣就萬無一失，後來發現如此的演講方式，不但講者緊張，也和聽眾格格不入；觀摩效果良好的演講之後，終於知道，拿著power point指出每一張投影片的重點，做輕鬆、簡要地說明才是上策。經歷過幾次發表壁報論文，和其他作者及觀眾的交流，我終於知道製作壁報論文的精髓，並且領悟出，勇敢、主動地和人溝通，其結果最大的贏家是壁報論文作者。

曾幾何時，當年健壯活潑的我已白髮蒼蒼。失去職場舞台，我不妄自悲傷，寧可在剩餘生命裡尋找力量。我充當義工，鼓勵並幫忙安排學校老師和醫院合作。我的一零一項說詞-----學校老師和研究生幫忙醫院解決人力不足的困境，醫院的臨床資訊帶動學校的實務教學，資源共享的結果是造福台灣子民的健康。如此簡單的訴求，讓許多醫師在忙碌當下願意加入研究團隊；學校老師也因為研究方向明確，在合作過程士氣高昂。我有這樣的思維和衝勁，飲水思源，和過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多少有關。從國際會議吸收的資訊和動能，依然在我體內發酵，引領著我為實現理想而繼續奮鬥。

寫於2017年感恩節